中央党校周天勇博士：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 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一、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年多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 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年金融危机时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日本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 20%以上。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 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 倍，以年均7% 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 人，以年均 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 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 万， “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二、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 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在中国入世五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五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更是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仔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 
　　　　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 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的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三、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 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 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升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国政府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四天成交额就超过5 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 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四、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其次，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 
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并且收购价格之低，远远突破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 
　　　　在金融不良，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 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政府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资产。 
　　　　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国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政治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 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 
　　　　《法制晚报》7月上旬的一篇报道，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 25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说的。” 　　　　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淫乱的录像带。　　　　五、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 
　　　　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 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超过 50% 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 
　　　　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 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 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 
　　　　六、最后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两个海南省还要大，等于每年消失两个海南省这般大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 
　　　　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是从丧失土地的农民损失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20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过来送给外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卖国行为。　 
　　　用廉价土地吸引来的外资，又通过土地增值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把中国土地增值变成了外资的利润。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近日指出：从2005年的情况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亿元，其中550 亿流入了外资房地产公司，也建设说，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就流失近 550亿元。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国民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那我们国家最后还有什么呢？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赔款总额是13亿银元，相当于当时3亿多英镑，从我们上述任何一项中拿过来的损失，都超过3亿英镑（即便考虑到币值变化）。 
　　　　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我们现在20多年间煤炭出口 20多亿吨，其中出口日本煤炭按照每年2000万吨计算，也是5亿多吨，出口日本的木材相当于中国国土20%的森林面积，更是超过了1亿立方米。 
　　　　我们1840年以来的民族救亡和民族独立战争还有什么意义？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是怎样落到目前这种“国际奶牛”地位的，或者说，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中国的开放机会，成功的实现了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转变的？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大家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大著作，在此只是指出一点，就是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作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部分，是控制在海外经商留学的高干子女配偶手中，十几年来不断跑出去的类似民运派的人也参与了越来越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据有关报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亲属）、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加入外国国籍，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将会越来越深的陷入外资的掌控之中。前面提到的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肢解中国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的解决中国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解体那样，把中国肢解为许多小国。（完） 

作者介绍：周天勇，男，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仲共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原辽宁财经学院）基本建设经济系，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调入仲共中央黨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 社会兼职有：中國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城市研究所所长，国家行政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财政大学、中國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教授，国家发改委价格咨询专家。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YSL广告大片完全抄袭名画

　　如果看了这组YSL大片和名画的对比图不会心一笑的话，你也太不幽默了。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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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想法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不是张茵误解法律，而是公众误读张茵

　　当公众舆论的大部分焦点集中在如何劝解张茵相信新法的好处时，而张茵想到的是整个法律可被扭转的可能。由此，不是张茵误解了法律，而是公众误读了张茵。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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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好

当我走在韩国春川的大街上，看着一辆辆挂着韩国本土车标的汽车从身边驶过时，我不禁感叹：在德国，在日本应该也是同样的情景吧！我们设想如果有一天，一个德国人来到了中国，看着大街上频频驶过的奔驰、宝马、大众和奥迪，他会骄傲的对你说：“看到这么多德国车，我感觉像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但作为中国人，如果有一天你到了德国，看着满大街跑的德国车，你会因为拥有一辆在中国花双倍价钱买到的德国车而骄傲的向你身边的德国朋友炫耀吗？当你到了日本，看到与你买的相同款式的日本汽车，不仅配置更加丰富，而且价格也相当便宜时，你还会自我优越的想：我是有钱人，没几个人买的起我买的车？
中国人喜欢开着老外的汽车在自己同胞面前炫耀，更喜欢开着老外的汽车在外国人面前炫耀，而外国人却恰恰相反，他们喜欢带着自己的车跑到中国的国土上向你炫耀。每当外国人向中国人展示自己的汽车时，我总觉的好比是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在中国人面前展现才艺，华丽时尚的服装再加上精湛娴熟，无与伦比的技能，不知道曾经让多少中国人羡慕的五体投地！
假设我们把中国人的汽车看成是国人自己的孩子，你会因为外国孩子的优秀而对自己孩子的平庸感到羞愧，感到无地自容吗？你会对他们失去信心，认为它们一辈子都比不上外国的孩子吗？我想，如果你真的把中国人的汽车看成是国人自己的孩子，你就绝不会这么想，无论外国人的孩子有多优秀，在你心中，他们永远都不如自己的孩子优秀，因为无论你的儿子生的多难看，无论你的女儿长的多恐怖，他永远都是自己的一部分，你都会认为他们是最好的，哪怕不是最好，你也会尽己所能让他变得更好。
如果你儿子是日本人，你爱他，天经地义；如果你儿子是德国人，你爱他，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你儿子是中国人，你就嫌他长的土？嫌他长的丑？嫌他没有德国人的金发碧眼？嫌他没长日本人的罗圈腿吗？不论他长的好看与否，蠢智与否，我想这永远都是个不能成立的假设。
作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现在的他可能不如外国的汽车长的漂亮，不如外国的汽车性能好，不如外国的汽车做工精致，但他永远是我们自己的汽车，而且从年龄上讲他才只有十几岁，我们所能做的是去鼓励他，给他正面而善意的批评，对他的未来充满希望，我们应该相信总有一天他会长大，他会变的非常优秀，比世界上所有优秀的汽车更优秀！
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犯了错误，你会包容的对他说：孩子你还小，犯错误总是难免的，但你要知错能改，你一定要用功，一定要勤奋，总有一天，你的能力会超过你身边所有的人，我们永远会为你感到自豪！
同样的，请像宽容你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宽容国人自己的汽车吧！

一个七十岁的韩国老头，把他们的一号国宝崇礼门给烧了。电视里看到，如丧考妣的韩国市民，捧着白花，痛哭流涕，我想，如果他们这时能看见这放火的老头，会把他撕成碎片吧。

一座六百多年历史的城门，至于吗？我看到有网友这么说。可能是觉得对中国来说，上千年的古迹有的是，六百年又算什么。不过换个比较法，想想我们的故宫，从明清两代作为正式皇宫算起，至今也就是六百多年，如果有人烧了我们的故宫，我们会怎么反应？

不过韩国人的表现，还是让人诧异。先是韩国文化遗产厅厅长俞弘浚引咎辞职。他不能不辞职：由于问责的网民在线数量过多，导致韩国文化遗产厅网站服务器陷入瘫痪。公众不但是对政府表达强烈不满，而且是眼看头号国宝在烈火中化成灰烬，受到了强烈精神刺击，陷入一片悲伤低落之中。韩国高官此时的道歉和请辞，用他们的话说，正是官员的“政治耻感”。

接下来，就要问，这蔡姓的七十岁老头，疯了？为什么要冒如此的天下之大不韪？新闻里说，是因为他因拆迁赔偿不到位而发泄不满。用一句网友的话说，他才是“最牛的钉子户”。我想，一个七十岁的韩国人，不会不知道崇礼门在民众中的地位与价值，他这样干，正是知道这些，所以是成心这样干。也可以看成是韩国人那股子较劲儿劲头的另一种方式的表现：要干，就要极端地表达出来。

在北京的韩国人很多。但是，我与韩国人的直接交道，却是在美国。2005年出差到纽约，进一家韩国餐馆吃饭。女服务员颇有怠慢，我们坐了很久，也不过来招呼，只顾和另一位韩国顾客说笑。她对本国同胞好，这咱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吃完饭只付饭费，不再付小费。按我的理解，小费这东西，是根据你的服务态度来的。

不料，在我们结完账后都出了门，两名韩国女服务生竟然追到了街上向我们讨要小费。她们那理直气壮的神情，就像是我们偷了她们东西一样。我当时付给她们那几个美元时愤愤地想：从此再不进韩国餐馆的门，再不和韩国人打交道！

纽约是一个国际大熔炉。这里什么国家什么民族的人都有。没去之前，还真有点怕遭到歧视，但说实话，在那里的半个月，真的没感觉到歧视，除了那次受韩国人的这次气。有的时候，我会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所最敏感的遭歧视的感觉，往往是在日本人或是韩国人那里，反而感觉得更明显？因为我们彼此太像。

比如1988年汉城奥运会那次。我知道的，韩国人的爱国主义简直夸张到了疯狂的地步，观众情绪偏激狂热，裁判明显地偏袒，项目安排上做尽手脚。不过，我不知道，如果轮上了中国人来主办，这方面能比韩国人强多少？很多时候，看韩国人的表现，就像是在看一面中国人的镜子，彼此斗气，又彼此一致。我们相互较劲的着眼点，较劲的方式，都那么像，只不过，韩国人的表现，在我们看来，要比中国人的更出格。

有很多人看韩剧。从那里了解韩国人，是一个方面。不过不知有多少人看过一部韩国电影《华丽的休假》，那里的韩国人，着实感动了我。这部片子讲的是1980年发生在韩国的“光州事件”。开始时，片中还充满了韩国式的笑闹和男女调情，但是，政治旋涡的潮水，渐渐涌进市民们的正常生活，开始，是天上有了军队的直升机，后来，是正在看电影的市民们被摧泪瓦斯呛出了影院，最终，市民们们全部被卷入，他们最终走向一个悲剧结局。

不管你了解不了解近几十年发生在中国的事，你还是一定会被韩国百姓的表现所打动。他们本不想介入政治，也知道危险，但是，他们爱自己的同胞和亲人。更爱自己的国家。真正开始爆发，是在自己的亲人被打死以后。在激烈的政治冲突中，并不乏搞笑、浪漫甚至是荒唐的场面，但是，一旦国歌响起，所有市民手扶胸口之肃穆神圣，令人落泪。此刻的感受，想必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我们太爱我们的国家了，但是，这个国家又如此多灾多难，还要经历那么多的流血和牺牲！

光州事件在韩国的被平反经历了一个过程。开始，是政府开始半明半暗地承认，这次事件不再是“共产主义者的内乱阴谋事件”，后来，民间开始对受害者进行赔偿，1995年，当时的在任总统金泳三指令制订“5 ·18特别法”，年底，两位前总统卢泰愚和全斗焕被捕，1996年，他们因“军队叛乱和内乱罪”及“内乱目的杀人罪”被法庭判罪，至此，光州事件从法律上被彻底平反。

这个平反过程，是与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一致的。至今，在光州有永久的纪念展览，每年都会纪念这个日子。但在这过程中，1980年和1985年，都分别有一名韩国工人为要求查明光州事件镇压真相而自焚！

你不能不说，这些爱较劲的韩国人，确实有血性。

文章引用自： http://blog.sina.com.cn/huangaihe

　　传媒宣传专家徐庆德（34岁）在纽约时报登载了“高勾丽是韩国历史”的广告。11日，纽约时报在第18版上以“高勾丽（Gogruyeo）”的题目登载了公元412年高勾丽占领满洲地区的韩半岛周边地图，以及“高勾丽是毋庸置疑的韩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应该承认这个事实。”的英文语句。

反驳中国东北工程的这则广告由韩国广告专家徐庆德（34岁）转载。文章还提出，为使逐步走向全球的东北亚维持和平与繁荣，两国应从现在起加强合作。
　　
　　徐景德曾于2005年在《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分别刊登介绍独岛和东海的广告，在《华盛顿邮报》刊登了有关慰安妇的广告。徐景德在这些广告中介绍了由自己运营的韩国历史宣传网站——“为了下一代”

　目前该网站用英文登载了有关高句丽及渤海、独岛及东海、日军慰安妇的历史证据资料及媒体报道等，同时还上传了便于理解的视频资料。
　　
　　徐景德计划购买500份刊登高句丽广告的《纽约时报》，制作成高句丽历史资料及有关中国东北工程现状的英文资料，邮寄给各国政府、媒体及国际机构。
　　
　　徐景德表示，正在策划下半年刊登有关白头山的广告，这次计划刊登在时事周刊《时代》和《新闻周刊》等

    在韩国，除江陵外，还有与楚国地名相同的丹阳、襄阳、汉阳(今汉城)、汉江等地名，查韩国地名设置史料，这些地名设置距今已六百多年。从表面上看，韩国的地名和两千多年前就存在的楚国地名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性，但我看了石泉先生近期出版的《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一书，很受启发，认为它们之间有联系。据石泉考证，楚国古都江陵并不是在长江中游，而是在汉江中游的湖北宜城。按照新论，楚人建国初期在汉江上游丹江支流的丹阳，发展成熟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在汉江中游的江陵(宜城)、襄阳一带。另外上溯中国汉江的源头，是在陕西秦岭的太白山下，尽头则在下游的汉阳。比较一下韩国的几个地名分布：丹阳属于忠清北道在汉江的上游，汉阳在汉江的下游，属于江原道的江陵和襄阳均在汉江上游不远处，洞庭湖也在江原道。最有趣的是韩国汉江发源于江原道和庆尚北道连接处的太白山下。韩国地名分布几乎和中国古代楚国地名的分布同出一辙。

    不仅地名相似，我认为韩国的开国神话中也存有浓厚的楚文化遗迹。

    檀君神话是韩国开国神话，在中国和韩国的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内容是这样的：古时，有天神桓因知道庶子桓雄想下凡，于是“下视三危、太白”，并给了桓雄三个“天府印”作为天上神仙的标识。桓雄率领三千之徒，降到太白山顶的神檀树下，建立“神市”，他命“风伯”、“雨师”、“云师”等，主管三百六十件人间大事。其时，有一熊一虎同住于一个洞穴中，它们请求桓雄天王把它们变成人，天王给它们一炷艾和二十枚蒜，并嘱咐，吃了艾和蒜之后躲藏起来，一百天之内不能见阳光。熊照办，只蹲了二十一天，就提前变成了一个女人；虎没有照办，故未能变成人。桓雄天王与熊女结婚，生下檀君，这个檀君，就是古朝鲜的开国君主。

    学者们认为神话故事中所谓熊、虎相处于一个洞穴，反映了以熊和虎为图腾的氏族之间的关系。楚人早期是以熊为图腾崇拜的部落。楚人姓芈，少系业务氏熊，在鬻熊之后，历代有三十多位国君以熊为姓，其最早居地又多以熊命名，如“有熊”、“熊山”、“穴熊”等。

    关于“三危”、“太白”，韩国学者多认为“太白”指朝鲜平安道境内的妙香山，“三危”指中国敦煌附近的三危山。中国学者对古三危地方的说法不一致，我同意古三危在川甘交界处，岷江、岷山一带的说法，认为檀君神话中的“三危”是指中国古三危，“太白”应该指韩国江原道和庆尚北道交界处的太白山。中国史籍中，有关三危记载最多的是公元前2000多年尧舜将三苗的一支放逐到三危，荆楚腹地在上古时曾属三苗地，楚苗同源这已为楚国史研究的学者们所公认。三苗的部落酋长蚩尤曾北上中原，与黄帝逐鹿。在中国各地的苗族都将蚩尤视为始祖，而苗祖蚩尤和“风伯”、“雨师”关系密切。楚国大诗人屈原在《楚辞·远游》中也提到“风伯”、“雨师”、“雷公”(也称“云中君”、即“云师”)。楚辞中的“风伯”、“雨师”、“雷公”(云师)和檀君神话中的“风伯”、“雨师”、“云师”一样，都是天神可以左右的对象。

    檀君神话中天神授予桓雄三个“天符印”，中韩都有学者认为这“天符印”是巫师做法的法器。韩国江原道的巫俗是韩国保留最多、最完整的地方，由巫师主持的巫祭在“端午祭”中，是重要内容之一。江原道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太白山脉由北向南纵贯全道，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包围圈，使它与外界相对隔离，许多古风古俗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在中国古代巫风一度盛行，而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楚苗为甚。现在苗族地区仍有许多巫师。

    神话里天神之子桓雄给熊和虎“灵艾一炷，蒜二十枚”让它们变人形，这在楚俗里也有反映。端午时挂艾草、蒜头以僻邪驱瘁，是楚国风俗，至今也还存在。

    探讨一下楚罗国、卢国与韩新罗、辰韩之间的关系。公元前8世纪，在汉江中游荆楚腹地有两个苗蛮小国，罗国和卢国。罗国在襄阳西南，据《左传》杜预注：“罗，熊姓国。”楚武王并吞罗国，子孙便由熊姓改为罗姓。罗被楚灭后，楚王把罗国迁到枝江，成为楚国的附庸国，尔后楚师扩境江南，再迁其罗国遗民至洞庭以南的长沙。卢国(也称卢戎)的地理位置在今湖北襄阳县西。卢戎，系炎帝姜姓戎族，源于卢水上游，故名卢戎。姜姓属古羌人亦称民羌、羌戎。学者们考证卢水即今四川岷江。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民羌人活动在岷山以北的地区，岷江、汉水、嘉陵江诸水源头，而这一带也正是古三危之地。三苗的一支被迁到三危去之后，一部分融入了西戎，还有一些继续以苗、有苗存在。有苗氏在公元前11—前8世纪出现在岷江及嘉陵江之间，他们顺着离嘉陵江不远的汉水朝南迁徙，到达汉江中游，建立了卢国。这些逾越千年后从三危迁回到故地的苗裔，已经浓浓地融入了西戎民羌的诸多习俗，他们和彝族、白族、土家族一样尊虎崇虎。

    卢国和罗国距离非常近，犹如唇齿相依。历史上罗卢联军曾打败过楚国军队的侵犯。公元前690年，卢国和罗国同时被楚所灭，之后，一起被迁到枝江，然后又迁到长沙。到长沙后，卢戎的一部分往西到了的辰州，现今湘西辰水中游凤凰县苗族仍然存在客教白虎的信仰。我们再来看看韩国古代的辰韩。辰韩，中国史书《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有这样的记载：“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这些有关辰韩的史籍在韩国《三国遗事》等古籍中有转载，大量的历史资料说辰韩是秦朝时逃亡过来的中国人，对这一点中韩学者是一致认同的。

    陈寿在《三国志·魏书》里详细地记录了辰韩大大小小的部落国家，有许多是以卢为国名，如莫卢国、驷卢国、万卢国、捷卢国等，甚至有的直接以楚为国名，如楚山涂卑离国、楚离国等。在韩国史籍中，笔者找到了辰韩、弁韩是苗裔的记载，如《三国遗事》：“《新旧唐书》云,弁韩苗裔在乐浪之地。”目前韩国保存有很多祭祀蚩尤的祠堂遗址，这就说明辰韩和弁韩和楚国的罗氏、卢氏一样均为苗裔，同样以蚩尤为始祖。

    公元前57年古新罗建国，新罗是由辰韩部落联盟中斯卢部落所建，所以也称斯罗、斯卢。初期新罗地盘狭小，四世纪后，开始征服周围部落，成为半岛东南部的强国，公元676年新罗率先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并以熟练使用汉字的优势，创造并记录下来了开国神话。新罗在统一后的两个多世纪内，出现繁荣景象，独具特色的新罗文化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广为传播最终成为韩国主流文化之一。

    以此可知：辰韩和弁韩居民均来自被秦灭国的楚国，是罗和卢戎之后。

    那么罗、卢两氏族是怎样从中国来到韩国的呢？秦汉及以前的战国时代，方士得到帝王的青睐，他们不仅通晓方术，而且熟知天文地理、医术、农业及航海等知识。徐福作为方士中最著名的一个，为秦始皇入海求药。与徐福同时代的方士，还有韩终、卢生、侯公等，他们也先后为秦始皇访求仙药，这在史籍中都有许多记载。徐福一行人最终到了日本，这是现在中日学者一致的认识。韩终之属出海后到了哪里呢？我认为韩终是到了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

    查找韩终的有关史籍可见，韩终乃齐国方士，炼丹采药，修炼成仙。《后汉书·张衡列传》“韩谓齐仙人韩终也。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关键的问题在于，韩终修炼的地方是楚国境内的长沙。可推想韩终在长沙时与罗氏、卢氏交往密切，在秦灭楚后，韩终带着罗氏、卢氏等楚国亡民有准备地逃离了秦国，渡海到了朝鲜半岛，在那里重建家园。

    韩国罗氏、卢氏的宗谱也有类似的记载。韩国罗氏被分为罗州罗氏和锦城罗氏。韩国1982年版《罗州罗氏大同谱》卷一《姓原考》说，“周代成王因大罗氏有功封罗国，为楚附庸，后被楚屈氏所灭，是为豫章罗氏”。韩国罗氏宗谱非常明确地记载着罗氏是“楚附庸罗国”、“祝融(楚人先祖)氏后裔”，由此可见，罗州罗氏和锦城罗氏同出一宗，都是楚国之地的罗国人。韩国卢姓一直认为出自山东，但究其卢姓历史却不尽其然。卢戎在商代是强大的部族，曾从周武王灭商，周天子封功臣姜族首领姜尚（即姜子牙）到营丘为齐侯，于是有一部分卢人也随着同族到山东建立了卢子国(今山东长清县西南)。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卢人辗转南迁到了湖北襄阳，也建立了卢子国，这就是和罗氏一起迁到韩国的卢氏祖先。

    笔者认为，韩国卢氏应是从楚国来的卢戎之后裔。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韩两国的文化联系不仅仅表现在一些地名上的相似或相同，更重要的是早在2000多年秦朝末年，在方士韩终的率领下，楚国的罗、卢两氏的3000多居民就迁徙到了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并建立了辰韩、弁韩以及后来的新罗国。韩终应是檀君神话中桓雄的原型。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本人在韩国生活多年，所了解到的是韩国人根本就不认为韩医和中医有什么联系，他们认为韩医是伟大的韩国的祖先们智慧的结晶，是神话中的医圣流传下来的。而所谓的医圣其实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尝百草的神农氏，因为据近年来韩国学者的“考证”，神农氏是高丽人！甚至后世的李时珍也是高丽人！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韩国人把韩医、针灸、《本草纲目》都当作自己的文化遗产了。你要是和他们说“神农氏是华夏民族的祖先”、“李时珍估计一辈子都没到过朝鲜半岛”，他们会觉得你看不起他们是在侮辱他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我在韩国基本上不和他们争论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话题。

而事实上你只要到韩国大邱的药材市场上走一走就知道这种韩医是韩国本土文化的论调是多么可笑了，那里的草药都用中文标明名称，绝大多数的药材也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因为韩医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药材的原产地都是在中国的，可是韩国人不管这个，药材只要到了韩国一律称为“韩草药”。在中国各大中医学院，有数以万计的韩国留学生在学习着中医课程，可是等这些人学成回国后，一律被称为“韩医师”，开出的中医药方也成了 “韩方”，在中国学习的针灸技术也成了“韩国传统针灸”，这些“韩医”在韩国是很受尊敬的，收入也很高。

另外，看到有不少人说道韩国的太极旗，也想说说这个。韩国人从小受的有关国旗的教育是这样的：1882年8 月,使臣朴泳孝和金玉筠奉王命赴日本谈判。途中,二人商议,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没有一面国旗是不行的,于是 ,他们依据韩国传统的太极图案设计了这样一面太极旗。这个所谓“灵机一动”的国旗诞生的故事在韩国是家喻户晓的。而为了证明太极图案是韩国人的传统文化，韩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运作，包括宣称发现了一口上古时代的梵钟，上面已经有太极图案了，证明太极是高丽民族的智慧结晶，可是这么一口令韩国人骄傲的梵钟至今没公开露 面过。

实际上，在中国近代的相关书籍中很容易找到关于韩国太极旗的来历。历史很清楚的记载了一切：1882年，朝鲜使臣朴泳孝和金玉筠即将出使日本，临行前向中国清朝北洋政府请求将中国的龙旗作为国旗使用，北洋政府回复称藩属国不能用五爪龙旗只能用四爪龙旗。由于当时朝鲜当局对日渐没落的清廷已经有些不买账了，所以接受清廷的要求。其时奉李鸿章之命出使朝鲜的中国使节马建忠（中国近代大语言学家，当时和其兄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一起出使朝鲜）建议朝鲜政府采用中国传统的太极八卦旗作为国旗使用，这个建议得到了朝鲜政府的采纳，所以，最早的朝鲜国旗是一面不折不扣的白底黑色图案的太极八卦旗。后来，一名英国驻朝鲜的使节用西方美学的角度为这面太极八卦旗做了修改，去掉了八卦中的四卦，把剩下的四卦斜向对称拉伸，使整个国旗图案呈长方形，把阴阳鱼图案改为红蓝两色，这样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韩国太极旗。

当然这面改进型的太极四卦旗的来历在 韩国一定要被忽略掉，大韩民族的国旗怎么可以是两个外国人设计的？所以才有了那个“灵机一动”的版本。

有时候我觉得韩国人也很可怜的，他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历史是什么，他们脑中的历史完全是政府强加给他们的。近几十年来的飞速发展其实已经证明他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了，他们完全可以籍此赢得世界的尊重，完全不需要靠伸手拿别国的历史文化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这样做反而会被全世界所耻笑

　　博文称笙被韩国申遗

　　吴彤在其博文中称，“最近，韩国邀请我参加一台音乐会———与百名笙演奏家同台演奏。笙，这件有2000多年历史的中国乐器正被韩国申遗。”

　　吴彤在博文中讲述道，他在韩国演出时得到了现场观众的羡慕，但是，在国内安检时有人却对他包中的笙感到诧异。这样的对比让他“感到刺痛”。他在博文中发问：“我们的遗产谁在乎？”“传统，传统，中国人智慧的财富在我们这一代手里还要丢失多少？”

　　博文一出，立刻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该文已有近12000次的点击，评论达326条。各大论坛或博客网也分别在其首页较显著位置转载了此文。

　　真被抢去也无话可说

　　网友的强烈关注不无道理。2005年11月25日，世界教科文组织将韩国江陵端午祭列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激起了国内媒体、学界和民间的一片哗然和反思。

　　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当听说韩国正将笙申报为该国文化遗产时，网友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网友“何时了”表示，联想到韩国在申报“端午祭”为世界遗产过程中与中国“角力”并最终成功申报的事实，以及中韩两国在文化上的诸多共同性，国内的某些文化传统或无形的文化遗产可能会成为他国的“名片”。他说：“这非常令人担心。如果韩国将笙申遗成功，那真令国人感到尴尬！”

　　网友“kazhy”说：“当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成为别人的东西的时候，最应该反省的是我们自己。自己的东西都不珍惜，真被别人抢了去我们无话可说。”

　　是否申遗还有悬念

　　韩国是否正将笙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昨天，记者联系上了吴彤。

　　吴彤表示，这个消息是在韩国演出时听当地人士所说，但他不清楚具体的细节。

　　为了求证此事，前天，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向联合国世界教科文组织总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韩国文化观光部发出询问。或许是因时逢周末或语言的关系，截至发稿时，记者还没有收到任何一家机构的回复。

　　本报将继续关注该事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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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笙是我国古老的簧管乐器，历史悠久，能奏和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乐器。殷代（公元前1401———前1122年）的甲骨文中已有“和”（小笙）的名称。春秋战国时期，笙已非常流行，它与竽并存，在当时不仅是为声乐伴奏的主要乐器，而且也有合奏、独奏的形式。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竽、笙仍并存应用，但竽一般只用于雅乐，逐渐失去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而笙却在隋唐的燕乐九部乐、十部乐中的清乐、西凉乐、高丽乐、龟兹乐中均被采用。早期的笙为竹制，后来改为铜制。明清时期，民间流传的笙有方、圆、大、小各种不同的笙的形制。摘自中国